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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稅改正帶來溢出效應,日本政府計劃對本國企業進行稅改。據日媒報道,12月9日,日本政府召開閣僚會議,決議通過了規模達2萬億日元的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其中一項主要內容就是,對于積極加薪、投資和創新的企業給予減稅,相關政策將集中在2020年之前完成。
事實上,這并非近年來日本政府首次減稅。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2年第二次執政以來,日本企業整體稅率已經從原有的37%下降到29.97%。不過,在近期歐美相繼出臺減稅政策后,日本在緊跟之余又加大了減稅力度。
與加薪掛鉤
根據報道,日本政府出臺的減稅的具體措施包括:對積極加薪和增加設備投資的企業,法人稅負擔減輕到25%左右。在此基礎上,向對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創新領域投資的企業進一步政策傾斜,稅率最低可降至20%。
安倍政府計劃削減企業稅率的行為延續了此前的慣例,不過,日經新聞網在報道中稱,日本政府此舉也是受到了美國等國家稅改的影響。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劉云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采訪時坦言,日本一直希望下調企業稅,這些年也在不斷致力于推動下調企業稅,但幅度很小。此前,日本原定2018年度將企業法人稅的實效稅率下調至29.74%。而這次大力度的稅改方案能夠輕易成型應是跟隨美國稅改潮流的結果。“下調企業稅確實能夠為企業帶來增加收益的好處,而日本稅改實際上和‘安倍經濟學’是一脈相承的,代表了工業資本方的利益。”劉云說。
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的稅改方案與加薪政策掛鉤。此前,安倍政府一直在推動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的加薪,但效果甚微。數據顯示,2016年,日本企業的留存收益達406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但人工費用支出的比例卻降至近年最低的63%,員工收入未見明顯起色,拖累日本個人消費連續7個季度負增長。
這次美國稅改所引起的溢出效應則給了安倍政府進行大規模稅改的機會。在稅改方案中,日本政府在減稅以提高企業加薪積極性的同時,還明確提出了2018年工資上調3%的目標。
有效性受質疑
劉云指出,在此前幾輪經濟政策之下,日本企業的收益已經增加了很多,但企業的留存收益并沒有變成員工的工資增長,無法進而轉變為社會消費,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這次稅改明確提到了加薪、增加設備投資的條件,但實際能否達到預計的效果,也就是企業是否愿意在日本進行投資生產,還要打個問號。因為制約的問題有很多,最關鍵的是日本的勞動力嚴重不足,日本企業在增加本土投資時已經頻頻出現雇用不到員工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企業是否會增加本土投資就值得懷疑。”劉云說。
劉云認為,與美國、歐洲自身擁有巨大消費市場不同的是,日本市場已經接近飽和,而企業是否新增投資是權衡消費和收益后進行的選擇,這也是為何日本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已經成為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會有更多企業進行本土投資也需要打上問號,畢竟美歐國家也在下調企業稅率。
日本企業似乎也在極力避免這種情況,因為政府下調稅率的最大目標是在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創新領域投資的企業。劉云認為,對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而言,下調稅率到20%有一定的意義,但也要看到,研發投入與很多因素相關,比如企業是否具備該領域的研發能力、教育和人才是否充足、制度是否適合等。稅收只是其中一部分。
相比這些,劉云更關注另一點。他認為,降低企業法人稅的行為實際上意味著貧富差距有進一步增加的可能。因為如果企業不增加或者說沒有足夠的資金和能力增加員工薪資的話是無法享受稅率優惠的,進而這些企業的收益也會降低,而很多中小企業確實存在這一難題。可以看到,并非所有企業都能夠上調員工薪資,這就說明,提高薪資以促進社會整體消費需求的預設并不能完全成立。“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如果無法從其他領域縮減開支或者增加收入的話,減稅會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劉云坦言,這也是前兩年國際評級機構下調日本國家信用評級的原因之一。
值得關注的是,在稅改的同時,安倍執政聯盟還批準了上調個人所得稅和未來幾年一系列增稅項目,來為不斷膨脹的日本社會福利支出買單。執政聯盟預計,這些稅收項目將為日本財政帶來2800億日元的收入。以2020年起生效的上調個人所得稅為例,每年能帶來約900億日元的額外稅收收入,這項政策將主要針對年收入850萬日元以上的人群。另外,執政聯盟還同意從2019年起,向離境游客征收1000日元離境稅,用于改善旅游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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